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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13日，某某建设公司向谭某元出具《授权委托书》，认可谭某元有权作为某某建设公司代理人与案外人贵州某某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就贵州省织金县金某川露天煤矿开采工程的项目签署合同;2024年1月11日，某甲公司向孙某出具《授权委托书》，认可孙某有权作为某甲公司代理人就贵州省织金县金某川露天煤矿开采项目-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签署合同｡ 2024年1月3日至2024年1月10日期间，谭某元与孙某通过微信就贵州省织金县金某川露天煤矿开采项目-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项目进行多次磋商，双方表示需提供某甲公司、某某建设公司的资料(含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同时明确孙某为缓解谭某元资金压力先行支付的前期费用为600000元｡ 2024年1月11日，谭某元(甲方)与孙某(乙方)签订《分包合同前置协议》1份，主要载明：就贵州省织金县金某川露天煤矿开采项目-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签订正式分包合同前的相关事宜协商，谭某元同意孙某以某甲公司名义与谭某元指定的某某建设公司签订项目合同，双方均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详见授权委托书)，孙某同意在签订正式合同前支付谭某元一定费用缓解资金压力，双方同意将本次费用分摊并增加在分包合同单价内，随工程进度款回收，如双方指定公司未签订最终合同谭某元则需在7日内全额退还孙某支付的费用，如双方签订合同部分履行，双方按500万方总量结算后扣除履行部分费用后在7日内退还剩余费用，工程量500万立方，前期费用为0.5元/立方，共计2500000元，若孙某指定的公司放弃签订分包合同、未履行分包合同或毁约，孙某需赔偿谭某元所有损失、费用且已收到费用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若谭某元指定的公司放弃签订分包合同、未履行分包合同或毁约，谭某元需赔偿孙某损失并承担对等的违约责任，协议签订后7日内支付谭某元前期费用为600000元，双方还指定收款账户并对其他事宜进行约定;谭某元落款签订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孙某落款签订时间为2024年1月11日｡ 案涉《分包合同前置协议》签订后，孙某通过其个人账户分别于2024年1月18日、1月19日向谭某元支付前期费用500000元、100000元[经核实，谭某元并未将其收到的600000元保证金交付某某建设公司，某某建设公司也并未明确授权谭某元代为收取相关费用];2024年5月31日，某甲公司出具《承诺书》1份，主要载明：某甲公司就案涉《分包合同前置协议》予以认可，并委托孙某向谭某元转账600000元｡ 2024年1月10日，某某建设公司(甲方)与某甲公司(乙方)签订《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金某川露天煤矿开采项目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分包合同)1份，主要载明：项目名称为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第七区(以总包划定的区域为准)，工程量暂定500万立方米，总工程量约50000000元(以实际结算量为准);工程承包范围为土石方开挖、场内运输、残煤剥离、区域内的煤炭开采、开挖后基坑回填等;工作内容包括土石方挖掘、残煤挖运剥离、开挖后基坑回填，运送原煤、荒煤、煤矸石、废石(土)至某某建设公司指定场地、按要求堆放堆土并平整、放坡、放梯;承包方式为劳务+机械(机械设备租赁、油料供应另订协议，相关费用包含在合同总价内)，施工包干单价(土石方开挖、装、运综合价格为10元/立方(含税)、露天煤开挖、装、运综合单价为11元/吨……)，某某建设公司对与某某公司签订的《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签订》合同(编号YG****-06)承接项目真实性及合同内容负责，某甲公司在履约中自负盈亏，某某建设公司与发包方签订合同收到签发开工当日视为某甲公司自行接管相关工作，并立即开展施工工作，某甲公司放弃施工或毁约，收到的某甲公司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合同还对工程结算方式、支付方式等其他合同事宜进行约定｡
2023年11月27日，某某建设公司与案外人某某公司签订《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施工合同》(编号YG****-06)，主要载明：就金某川煤矿露天开采、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代建项目承包给某某建设公司施工，项目名称为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量暂定约10000万立方米，总工程量约1.5亿元(以实际开挖为准)，工程承包范围为土石方开挖、场内运输、残煤剥离、区域内的煤炭开采等，工作内容为土石方挖掘、残煤挖运剥离、运输原煤、荒煤、煤矸石、废石(土)至某某公司指定场地，按要求堆放堆土并平整、放坡、放梯;承包方式为大包干(即包工、包料、包设备、包安全、包质量、包文明生产、包施工等)，施工包干单价(土石方开挖、装、运综合价格为12元/立方(含税)、露天煤开挖、装、运综合单价为13元/吨......)，合同还对工程结算、支付方式等其他合同事宜进行了约定;谭某元作为某某建设公司的委托人签署该施工合同｡ 同日，某某公司向某某建设公司发送《进场通知书》《机械调令通知》，通知第二标段、第四标段符合开工条件，拟定于2023年12月5日进场施工，某某建设公司做好前期工作准备，拟定于2023年12月8日进场平整场地、修建便道，某某建设公司及时调遣施工人员、施工设备进场开展工作;2024年3月5日，某某公司向某某建设公司发送《转场施工通知书》，通知某某建设公司将“织金县金某川露天煤矿开采项目-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项目部及相关人员转场至“赫章县某某煤矿开采区治理建设项目(一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部”，施工内容、工程量、价格及付款方式等相关的其他条款均按原金某川项目合同(YG****-06)相对应条款执行｡
2024年1月5日至1月18日期间，某甲公司曾安排部分工作人员前往案涉项目现场;又,2024年1月8日，某甲公司安排部分工作人员对案涉项目开展前期工作，孙某作为项目总负责人于2024年1月14日将某某公司于2023年11月27日向某某建设公司发送的《进场通知书》[该进场通知书并非案涉项目第七区工程标段]转发给工作人员阳某虎，表示合同已签署并通知进场，要求阳某虎尽快按照工作并联系装载机、挖掘机、运输车，希望在正式开工后一个月内完成100万立方的工作量｡ 2024年5月17日至5月23日期间，某甲公司陆续向孙某、阳某虎等人转账共计193600元，备注系案涉项目工资｡
2024年1月16日，孙某微信联系任某琪，希望提供某甲公司所需资料(包括金某川煤矿总平面图、地勘报告图等)，并表示某某建设公司与某某公司所签订合同涉及的为第二区，而某甲公司与某某建设公司所签订合同涉及的为第七区，希望尽快落实明确某甲公司具体施工的分区位置;2024年1月23日、1月27日，孙某微信联系任某琪希望年前将资料整理完毕年后正常开工;2024年2月27日、2月29日，孙某再次微信联系任某琪要求确定具体开工时间｡
2024年1月31日，某甲公司与案外人天府新区成都片区新兴石岩机械设备租赁部(以下简称新兴租赁部)签订《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金某川露天煤矿开采项目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机械租赁协议》，约定某甲公司租赁新兴租赁部包括但不限于挖掘机、装载机、钩机、破碎机械等，综合台班单价包括但不限于机械使用费、操作人员工资等，其中附件载明：265挖掘机2台(租赁单价2560元/台)、295挖掘机3台(租赁单价3200元/台)、350挖掘机3台(租赁单价3600元/台)、370挖掘机4台(租赁单价4800元/台)、480挖掘机3台(租赁单价5440元/台)、855装载机1台(租赁单价2080元/台)、860装载机2台(租赁单价3200元/台)，合同还对其他合同事宜进行约定｡
2024年2月1日，孙某微信联系谭某元，要求尽快明确案涉施工项目正式开工进场前需确定的事项(包括开挖施工方案、施工图纸资料、交桩交点等)，谭某元回复会在开工前确定;2024年3月31日，孙某代表某甲公司通过微信向谭某元发送《关于贵州织金县金某川煤矿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合同履行情况的函》，主要载明：2024年1月10日与某某建设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合同签订期间约定项目开工时间2024年2月17日(正月初八)，根据《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孙某于2024年1月18日-19日支付谭某元600000元，项目推进期间对开工时间多次延迟仍未开工，同时项目设计方案、施工图纸等资料等情况，后期履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现某甲公司、孙某要求解除《分包合同》《分包前置协议》，退还孙某支付的费用600000元，同时补偿因案涉项目产生的成本支出｡ 2024年4月3日，孙某代表某甲公司通过微信向谭某元发送《关于贵州织金县金某川煤矿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退款并赔偿损失的函》，再次要求某某建设公司、谭某元退还前期费用600000元并赔偿差旅费、住宿费、工人工资等损失｡ 2024年4月16日，孙某代表某甲公司通过微信向谭某元发送《关于贵州织金县金某川煤矿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退款、赔偿损失及承担违约责任的函》，再次要求某某建设公司、谭某元退还前期费用600000元、承担违约责任、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人工及机械停工损失、管理人员工资等损失共计12416100元｡ 2024年4月18日，谭某元代表某某建设公司通过微信向发送《回复函》，主要载明：某某建设公司与发包方仍正常沟通，开工日期按照合同约定以某某建设公司确定时间为准，不存在拖延、推迟，开工前相关手续资料、图纸等待发包方完善后通知，对合同履约存在重大风险的问题系某甲公司缺乏风险把控能力，不同意进行赔偿，且某某建设公司认为系某甲公司单方违约｡
2024年4月20日，新兴租赁部向某甲公司发送《贵州织金县金某川煤矿采矿机械及人员误工损失的函》，主要载明：因项目未正常开工，后续不再继续施工，某甲公司要求解除租赁协议，要求某甲公司赔偿新兴租赁部机械及人员损失745800元;2024年6月30日，新兴租赁部与某甲公司签订《关于贵州织金县金某川煤矿开挖误工机械租赁损失协商确定的协议》，确定某甲公司赔偿新兴租赁部损失190000元｡ 2024年7月1日，某甲公司向新兴租赁部支付机械租赁费98000元｡
另,2024年1月19日，贵州某某矿业有限公司作为案涉项目的业主方，与某某公司签订《贵州省织金县金某川煤矿》，主要载明，贵州某某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某某公司对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珠藏镇露天煤矿开采系项目进行全过程管理，委托某某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或邀标程序选择施工总承包方，负责项目融资、项目全过程管理｡ 2024年1月29日，案涉织金县珠藏镇金某川煤矿片区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由某某(北京)项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招标代理机构发布招投标公告,2024年2月1日，某某(北京)项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发布更正公告，更正最高投标限价;因案涉项目涉嫌超出治理费范围破坏土地,2024年2月23日，某某(北京)项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发布终止招标公告，终止案涉项目招标｡ 2024年5月14日，织金县自然资源局作为询价单位公开采购一家具有司法资质技术单位对包含案涉项目在内的7家市场化治理项目涉嫌超出治理范围破坏土地开展司法鉴定工作｡
诉讼中，经一审依职权向任某琪核实，任某琪表示其并非某某建设公司员工，也承接案涉位于织金县金某川煤矿露天煤矿开采项目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的部分项目，因与孙某、谭某元均系朋友关系，遂以介绍人身份协调孙某、谭某元就案涉项目签订相应的施工合同，但并不清楚施工合同的具体标段等内容，与孙某就案涉项目的资料洽谈的原因是其作为介绍人，又与孙某、谭某元互相认识且实际承接着部分项目，而孙某仅在前期考察时一人前往案涉项目现场勘察，后续并未有其他工作人员或者机械设备进场施工;案涉项目因客观原因至今并未实际通知开工时间，也尚不符合施工条件，任某琪并未代表谭某元通知孙某或者某甲公司进场施工｡
某甲公司、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分包协议》已于2024年3月31日解除;2.判令谭某元、某某建设公司共同退还孙某、某甲公司前期费用600000元，并以3.45%为基准自2024年1月19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暂计至2024年7月9日为9890元);3.判令谭某元、某某建设公司共同支付孙某、某甲公司支付合同违约金600000元;4.判令谭某元、某某建设公司共同支付孙某、某甲公司管理人员工资193600元;5.判令谭某元、某某建设公司共同支付孙某、某甲公司差旅费7743元;6.判令谭某元、某某建设公司共同支付孙某、某甲公司机械设备租赁及操作人员误工损失190000元;7.案件诉讼费、保全保险费、保全费由被告谭某元、某某建设公司负担｡
关于焦点一，本案中，案涉《分包合同前置协议》从订立目的来看，该协议是为了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分包合同，并已对将来订立的分包合同部分内容进行固定，各方当事人也明确受该条款约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四百七十二条、第四百八十四条第一款、四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案涉《分包合同前置协议》本质系预约合同，而从预约合同条款、双方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谭某元与孙某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双方均明确表示某甲公司、某某建设公司系本约的相对人并要求提供相应的委托手续，且从某甲公司、某某建设公司后续行为来看，均认可谭某元、孙某就案涉项目的职务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认定谭某元、孙某在案涉项目中的行为均为职务行为，案涉《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分包合同》的相对人均系某甲公司、某某建设公司｡
关于焦点二，案涉项目系贵州某某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某某公司选择施工总承包方并负责项目融资、项目全过程管理，鲁京建设作为承包方后再次分包交由某甲公司负责施工，该分包情况虽未经发包人同意，但《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也并未认定此类情形属于违法分包，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经发包人同意仅系倡导性条款，并非禁止性条款，应认定某某建设公司与某甲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分包合同》并不因分包行为当然无效，如前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一百四十三条、第五百零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分包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全面诚信履行义务｡ 某甲公司、某某建设公司虽未约定解除条件，但鉴于案涉项目因涉嫌超出治理范围破坏土地于2024年2月23日以招标内容调整为由终止招标，且织金县自然资源局后续开展专门的司法鉴定工作，某甲公司的合同目的已因发包人原因无法实现，某甲公司与某某建设公司案涉项目已因第三方原因失去客观的履行基础，某甲公司亦于2024年3月31日发送《关于贵州织金县金某川煤矿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合同履行情况的函》要求解除案涉《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分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案涉《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分包合同》已于2024年3月31日解除，诉讼中某某建设公司的同意解除系进一步对合同解除的确认｡
关于焦点三，案涉前期费用600000元是否予以返还的问题｡ 首先，从案涉《分包合同前置协议》第二条、第七条及谭某元、孙某微信就案涉《分包合同前置协议》第七条签订的磋商过程来看，案涉前期费用600000元性质由前期融资性款项变更为兼具担保及惩罚功能的违约定金，而约定的违约情形为“放弃签订合同”“未履行合同”及“毁约”，该约定并不能限制合同相对方依法行使法定解除权破除合同僵局，不能宽泛理解为只要客观上某甲公司或某某建设公司出现“未履行合同”“毁约”即导致合同约定的后果，否则将不当限制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并导致合同利益严重失衡，应作限制性解释为某甲公司或某某建设公司存在可归责过错导致“未履行合同”“毁约”时才能产生相应的合同后果｡ 本案中，某某建设公司作为案涉分包合同的相对方，因第三方原因导致失去客观的履行基础，最终未能按约定向某甲公司交付案涉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三条之规定，某某建设公司并不能因此免除其违约责任，如前所述，案涉前期费用600000元作为定金，某某建设公司需退还该部分定金600000元｡ 另，如前所述，案涉《分包合同前置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实际系某甲公司与某某建设公司，某某建设公司虽未明确授权谭某元收取相关费用，但某某建设公司向谭某元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谭某元有权代表某某建设公司签署相关合同文件，而案涉《分包合同前置协议》明确指定收款账户，孙某也实际代表某甲公司向该指定账户汇款600000元，某甲公司主观上善意且有理由相信该笔费用系支付给某某建设公司，谭某元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该行为效力归属某某建设公司;谭某元未将案涉项目收取前期费用款项600000元交付某某建设公司，其不当代理行为对某某建设公司造成的损害由某某建设公司另行主张｡
关于焦点四，违约责任及违约金计算问题｡ 第一，从谭某元、孙某微信就案涉《分包合同前置协议》第七条签订的磋商内容来看，案涉合同双方虽约定“对等违约责任”，但某某建设公司未能履约系第三方原因导致失去客观的履行基础，并非其主观故意违约，鉴于违约金系以补偿守约人损失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双方约定的定金法则明显高于实际造成的损失｡ 根据公平原则以及损失应得到合理填补等，应认定原告的实际损失包含已支付前期费用600000元被占用的孳息损失，结合原告于2024年1月18、19日支付该笔费用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45%，依法支持以600000元为基数，自2024年1月19日起按3.4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第二，对某甲公司主张的管理人员工资、机械设备租赁(含操作人员工资)损失及差旅费系为案涉项目的缔结及履约而支付的成本，其本质系主张缔约过失责任，首先，某甲公司认定进场主要依据系2023年12月5日《进场通知书》及任某琪回复的“我就管过了初八开工”，但该《进场通知书》并非案涉项目“第七区”的进场通知书，某甲公司已明确知晓谭某元系某某建设公司的授权代理人，且无其他证据证明任某琪具备代理某某建设公司的权利外观情形下，不宜当然认定具体进场施工时间即为“2023年2月17日”，且从一审向任某琪核实的情况来看，某某建设公司或谭某元并未实际通知某甲公司进场，而某甲公司实际仅有孙某前期前往案涉项目地点考察，某甲公司主观上存在一定过错;其次，某某建设公司确实与某某公司就案涉项目签订施工合同，而案涉项目无法正常进场的原因系因总规划涉嫌非法侵占土地等客观原因造成，现有证据也无法反映某某建设公司主观上在缔约、履约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故意损害某甲公司利益的情形;再次，如前所述，鉴于双方约定的定金罚则高于案涉实际造成的损失，而该违约金在性质上应具备填补损失的功能，故对原告实际支付给案外人新兴租赁部支付机械租赁费98000元应认定为原告履约过程中产生的实际损失｡ 第三，对某甲公司主张的管理人员工资、机械设备租赁(含操作人员工资)损失及差旅费，案涉工程并未实际进场施工，原告亦未举证证实该部分费用系其履约过程中所需的必要费用支出，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一、确认原告四川某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前置协议》《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金某川露天煤矿开采项目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分包合同》已于2024年3月31日解除;二、被告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四川某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定金60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尚欠定金为基数自2024年1月19日起按年利率3.4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被告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四川某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已付租赁费98000元;四、驳回原告四川某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某甲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方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某某建设公司、谭某元承担｡ 事实和理由：1.原审遗漏了任某琪部分陈述，致使本案事实认定不清｡ 经原审查明，任某琪与谭某元长期保持合作关系，且目前仍在合作过程中，涉案项目的相关材料也是由任某琪负责与某甲公司对接的｡ 由于谭某元与任某琪存在利益关联，对其陈述内容应综合全案证据评判｡ (1)某甲公司有理由相信具体施工时间为2024年2月17日｡ 任某琪自认是在谭某元手下工作，结合孙某、任某琪、谭某元三人的聊天记录及协商过程，可以印证，谭某元负责签订合同，任某琪负责工地管理和具体工作，这与任某琪的陈述也具有高度的外观一致性｡ 同时，在任某琪的聊天记录中，其明确表示：“我就管过了初八开工”，该陈述方式能够印证双方实际通过面谈、电话等渠道已经确定了具体开工时间，留存下的聊天记录只是后续的一个确认｡ 某甲公司相信任某琪与某某建设公司及谭某元的意思表示一致符合事实及商务合作习惯，原审判决认定任某琪并不具备代理某某建设公司权利外观，不应当听从任某琪的指示，确定具体施工时间事实认定错误｡ (2)某甲公司完成的工程准备工作是必要的｡ 任某琪自述其也在涉案项目工地施工，且已经有大量人员机械进场｡ 结合任某琪作为谭某元“员工”与某甲公司对接，进场通知书以及“正月初八”这个特殊的开工节点等情节，为了合同的顺利履行，某甲公司必须提前完成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包括签订租赁合同，调配预留机械及人员等｡ 原审判决认为某甲公司存在主观过错事实认定错误｡ 2.原审遗漏了某某建设公司明知合同无法履行而未尽到告知义务这一事实，错误认定某某建设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无主观故意违约｡ 2024年3月5日，某某建设公司就已收到了某乙公司的转场通知，已经明知涉案项目无法施工｡ 然而在2024年4月18日，某某建设公司给某甲公司的回函中，并未告知该事项，反而陈述项目一切正常，还指责某甲公司缺乏管控能力，单方违约｡ 某某建设公司恶意隐瞒合同履行的关键事实，其主观过错明显，实属恶意违约｡ 3.某甲公司及某某建设公司自愿放弃了违约金的调整权利，原审认定违约金过高并无法律依据｡ 《分包合同前置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本协议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达，一经签订不能反悔｡ ”无论前期费用60万元性质为何，孙某、谭某元均对“对等责任”的约定明确作出了自愿不予调减的意思表示，原审对返还数额的调减，违反了民事活动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商业主体在市场竞争活动中风险自甘的商业原理，系属不当，应予纠正｡ 退一步，如果按照原审认定的，涉案前期费用60万元在性质上属于兼具担保及惩罚性质的违约定金，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某某建设公司、谭某元向某甲公司双倍返还违约定金｡ 无论是《分包合同前置协议》第七条约定：“若签订本协议后因乙方指定的公司放弃分包合同签订、未履行分包合同或悔约，乙方须赔偿甲方所有损失及费用，且收到的乙方所有费用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若甲方指定的公司放弃分包合同签订、不履行分包合同或悔约，甲方须赔偿乙方所有损失，并承担对等的违约责任”，还是孙某、谭某元微信聊天对合同“对等责任”条款的磋商过程，均表明二人作出了适用定金罚则的明确意思表示｡ 原审在裁判说理及最终判项部分也认可前期费用60万的性质为“定金”｡ 在适用定金罚则时，从《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七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的过错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应如何适用定金罚则问题的复函》[法函(1995)76号]规定，因第三人原因致使合同一方当事人违约并非不适用定金罚则的法定理由，违约方承受的丧失定金的责任仅取决于违约行为本身｡ 原审以某某建设公司因第三方原因违约不具备可归责过错为由排除定金罚则的适用错误｡ 原审“不能宽泛理解为只要客观上某甲公司或某某建设公司出现‘未履行合同’‘毁约’即导致和合同约定的后果，否则将不当限制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并导致合同利益严重失衡”，系曲解了定金罚则的立法原意和价值取向，定金罚则以惩罚手段担保合同目的的实现，《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六条对定金罚则的惩罚性限制在20%的范围内，已经进行了利益平衡和公平因素的考量，不应以利益平衡为由排除适用定金罚则或对返还定金的数额予以调减｡ 4.原审对实际损失认定存在一定的遗漏｡ 某甲公司需要承担的租赁费用为19万元，实际支付98000元系由于支付能力不足，暂未支付，事实上，案外人新兴租赁部多次催促某甲公司支付，该笔费用属于某甲公司的实际损失｡ 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某甲公司与其员工在合同签订前及签订后两次前往现场完成工程前期勘验准备工作，该部分费用属于履约的必要性开支，且能够印证任某琪陈述的只有孙某一人去现场看工地与事实不符｡ 涉案项目虽未正式施工，但在施工前必然要进行勘验、画图等工作，正是基于对某某建设公司的信任，某甲公司及其员工持续进行项目前期工作，某甲公司也因此支付了对应的工资｡ 上述费用属于某甲公司的实际损失，理应由某某建设公司承担｡ 5.谭某元应与某某建设公司对某甲公司诉请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并未对谭某元应否承担连带责任作出评价｡ 由于涉案款项的实际收款人是谭某元，现有证据已经证明谭某元没有将该款项交由某某建设公司使用｡ 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存款人应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使用银行结算账户办理结算业务｡ 存款人不得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不得利用银行结算账户套取银行信用｡ ”谭某元就出借银行账户一事存在过错，且属于实际收款、使用人应当对《前置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某某建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4)黔0524民初6563号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某甲公司、孙某的全部诉讼请求;2.原审案件受理费以及上诉费由某甲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1.涉案项目的合同相对人应该是谭某元和孙某个人，而非两个公司｡ 第一，从生效时间来看，某某建设公司与某甲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生效时间是2024年1月10日，而谭某元与孙某个人签订的《分包合同前置协议》的生效时间是2024年1月11日，《分包前置协议》生效时间在后，是对《分包合同》的补充｡ 因此，原审认定《分包前置协议》系预约合同错误;第二，从《分包前置协议》中的内容上来看，涉案项目就是谭某元和孙某的个人项目，相关行为也是个人行为，某某建设公司与某甲公司只是谭某元与孙某分别指定的公司，用来签署《分包合同》｡ 且《分包前置协议》第七条约定，如果甲方或者乙方指定的公司放弃分包合同签订、不履行分包合同或毁约的，由违约方赔偿损失｡ 在这份合同中，甲方和乙方是谭某元和孙某个人，并非两个公司｡ 2.原审对于涉案合同的解除事由认定错误｡ 第一，原审认为涉案《分包前置协议》《分包合同》的解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法定解除情形错误｡ 本案中，谭某元在签订合同后，积极协调各方关系，努力推进项目进展，不存在迟延履行以及其他违约行为｡ 因此，不符合法定解除情形，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第二，涉案《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分包合同》中也并未约定解除条件，原审对此也进行了确认｡ 因此，某甲公司也不享有解除权｡ 第三，涉案《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分包合同》的解除是因为某甲公司多次向谭某元发函解除，且已经提起诉讼，已经以实际行动表明无法继续履行《分包合同》，双方继续合作的信任基础已不具备｡ 因此，谭某元及某某建设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解除原因系某甲公司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3.前期费用60万元不应当退还，也不应当支付利息｡ 第一，原审法院将前期费用的60万元认定为定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首先，《分包合同前置协议》以及《分包合同》中并没有将该60万元明确确认为“定金”，且转账记录中也是备注为前期费用，也未备注为“定金”，且在谭某元与孙某关于该60万元的协商中，谭某元明确表示“不需要双倍，双倍就不对等了”，孙某回复“可以”｡ 由此可见，双方并未将该60万元明确为定金，也约定了不适用定金罚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七条规定，该60万元并非定金｡ 第二，原审判令退还60万元无事实法律依据｡ 如前所述，涉案合同的解除系由某甲公司主动发函及提起诉讼，导致涉案合同事实上已无法履行，系某甲公司违约在先｡ 因此，按照《分包前置协议》及《分包合同》的约定，该60万元不应退还｡ 第三，原审判令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无事实法律依据｡ 2024年1月18日、19日，孙某才将60万元前期费用转账支付给了谭某元，谭某元基于《分包前置协议》占用该资金合法有据，现因某甲公司违约导致合同解除，不用当退还前期费用及利息，而原审判决某某建设公司支付从孙某支付之日即2024年1月19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4.原审判决机械租赁费为某甲公司的损失且由某某建设公司全部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某甲公司在未通知开工日期的情况下,2024年1月31日擅自与案外人新兴石岩机械设备租赁部签订了开工日期为2024年2月17日的机械租赁协议，且提交的一系列文件均是某甲公司与案外人新兴石岩机械设备租赁部自行签署的，实际支付的98000元，备注为机械租赁费，该金额是否是某甲公司因涉案合同产生的损失，无法得知｡ 即便上述机械租赁费确实是某甲公司的实际损失，但某甲公司作为专业的劳务施工公司，在未接到书面进场通知的情况下就自行安排队伍进场，产生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 原审既然已经认定某某建设公司或谭某元并未实际通知某甲公司进场，且某某建设公司主观上在缔约、履行过程中也不存在违反诚实信用故意损害某甲公司利益的情形，却将该损失判决由某某建设公司全部承担，前后存在矛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某甲公司上诉，某某建设公司辩称,1.任某琪非某某建设公司的员工，也非某某建设公司在涉案项目的授权负责人，他只是孙某与谭某元的介绍人，任某琪对该项目的陈述，不能代表某某建设公司及谭某元，且任某琪与孙某达成的协议是孙某每完成一立方就给任某琪一元钱，所以他们之间有利益关系｡ 任某琪为了实现该利益，告知孙某涉案项目开工时间，某某建设公司根本不知情，也非某某建设公司授权，孙某租赁相关机械遭受的损失，与某某建设公司以及谭某元无关，系孙某方与任某齐之间的缔约过失，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任某琪承担;2.该项目至今仍在继续中，招投标公告上表明的是暂时停止，并不是该项目就终结，并且表明的是会确定以后重新开始招标，且某某建设公司收到某乙公司的转场通知，与本涉案项目无关，因为从未通知涉案项目进场，转场通知是针对前期已经进场的二区(也是我们的第一梯队);3.某甲公司以及孙某举证的机械租赁的相关损失严重不实｡ 第一、项目没有开工，更没有通知其进行进场准备，第二、某甲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以及举证的误工损失，损失的金额与中通联转款的金额是不一致，且据某甲公司与第三方新兴石岩机械租赁部签订的损失协商确定协议约定赔偿款金额是19万元，且支付时间不晚于2024年6月30日，但是从中通联的银行回单看，支付的金额为98000元，明显与协商的金额不一致，很难证明其关联关系｡ 另，某甲公司作为专业的工程公司，对于何时应该租赁机械何时进场均应该有相应的专业判断，而不是在与某某建设公司一月份签订协议后，三月份就提出解除，这显然也不符合当初在协议中约定的任何一方不得退出的契约精神，可见，某甲公司是单方主观违约｡针对某甲公司上诉，谭某元辩称，答辩意见与某某建设公司一致｡针对某甲公司上诉，孙某辩称，我们没有意见｡针对某某建设公司上诉，某甲公司辩称,1.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和分包协议的相对人是某甲公司与某某建设公司，(1)谭某元与孙某签订的前置协议系职务代理行为，前置协议签订时孙某作为某甲公司全资股东，谭某元作为某某建设公司常务副总，各自持有某甲公司及某某建设公司的授权委托手续，在前置协议和分包协议磋商过程中，孙某和谭某元均作为公司代表对合同签订具体条款的设置进行了洽谈;(2)合同的生效时间与合同的主体认定无关，前置协议的条款内容具有承接性、一致性，上述两份协议具体生效时间对合同主体的认定并不产生任何影响，也不改变前置协议是预约合同的性质,2024年1月10日，孙某与谭某元就和合同内容进行了磋商，并拟定了合同条款，孙某和谭某元当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佐证，在谭某元将前置协议及分包合同的电子文本发给孙某后，孙某称老谭把某某建设公司的资料发个扫描件给我作为附件，某甲公司的资料我也给你，谭某元回复好的，这些都有，会连合同一起给你的｡ 2024年1月11日，孙某持中通联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出具时间是当日)与谭某元在某某酒店(成都建设路东郊记忆广场店)签订了涉案的两份合同，因为谭某元要将合同返回某某建设公司盖章，故分包合同的生效时间晚于落款时间，也就是晚于前置协议的签订时间2024年1月11日;2.涉案项目不具备开工条件，前置协议和分包协议是因某某建设公司违约解除，某甲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违约，涉案项目因涉嫌破坏土地已不具备开工条件，同时，某某建设公司恶意隐瞒影响合同履行的重要情况，未尽到告知义务，属于严重违约,2024年3月5日某乙公司向某某建设公司发送转场通知书，原审法官在对任某琪的电话核实中，任某琪明确表示其清楚该转场通知，但某某建设公司从未就转场事宜通知过某甲公司，即使在某甲公司发函后，在2024年4月18日的回复函中，某某建设公司也从未提及项目开工的具体时间和转场事宜｡ 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某甲公司享有约定解除权，根据分包合同6.2条和施工合同的8.10条，某甲公司有权依据上述约定解除合同，并要求某某建设公司在合同解除15日内支付相应款项;3.某某建设公司应当承担资金占用利息及违约金60万元，根据前置协议第7条约定，分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是因为涉案工程不具备开工条件，某某建设公司未尽到合同义务导致的，某某建设公司应当按照约定退还前期费用60万元，并赔偿某甲公司资金占用利息｡ 其余理由与我方上诉状一致｡针对某某建设公司上诉，谭某元辩称，前置协议并不是职务的代理，是作为协议签订前我们谈论的内容，是属于个人行为，不是公司行为，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也并未授权我签订前置协议，且转款也是转给我个人的，所以都是我与孙某的个人行为｡ 涉案项目一直在推进中，现在也有班组在里面干活，孙某一直都知道我们第一梯队的人员进场了，他是自愿作为第二梯队进场的，破坏土地的事情与本案无关，是某某建设公司无法控制的因素｡ 2024年3月5日发出的转场通知与孙某及某甲公司无关，是为了减少我们第一梯队的损失｡ 因为某甲公司没有进场，没有必要通知他们转场｡ 当时签约是2024年1月份，短短两个月对方就提出解约，每次提出的赔偿金额都不一样，我认为是对方违约在先｡ 案外人任某琪私下与孙某达成什么协议我不知道，与我也无关，我是公司及项目的唯一授权人｡针对某某建设公司上诉，孙某辩称，我方不发表答辩意见。
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 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承包人因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与他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认定无效｡ ”本案中，某某建筑公司将其从案外人处分包所得的工程再分包给某甲公司，且从双方签订的《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分包合同》约定可知，某某建筑公司系将涉案工程劳务+机械，包括土石方开挖和场内运输、残煤剥离、区域内的煤炭开采、开挖后基坑回填等工作范围整体分包给某甲公司，而非单纯的劳务作业分包，且总工程量约5000万元｡故双方订立的《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分包合同》违法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一审认定前述合同有效，并判决予以解除，属法律适用错误，二审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分包合同前置协议》《分包合同》无效，某甲公司诉请某某建设公司返还其支付的60万元于法有据，某某建设公司关于其不应返还该60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审均不予采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有权请求返还价款或者报酬的当事人一方请求对方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按照中国某某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但是，占用资金的当事人对于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没有过错的，应当以中国某某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 ”本案中，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某某建设公司仍负有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义务。一审将某某建设公司应返还的资金占用损失定性为违约金虽有不当，但一审基于某甲公司的请求，判决某某建设公司承担2024年1月19日起按年利率3.4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并无不当｡ 某甲公司关于某某建设公司应向其支付60万元违约金及某某建设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资金占用利息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二审依法不予采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应当就对方过错、损失大小、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某某建设公司将其从案外人处分包的工程再分包给某甲公司，其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某甲公司明知自身无建筑业企业资质，仍与某某建设公司签订涉案合同，并租赁相关设备，其对涉案合同无效及损失的产生亦存在过错｡ 综合考虑本案实际，以及双方过错程度，二审酌情确定由某某建设公司承担某甲公司因租赁设备遭受的损失98000元，租赁设备产生的剩余损失，由某甲公司自行承担｡
二审判决：一、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二、被告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四川某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定金60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尚欠定金为基数自2024年1月19日起按年利率3.4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被告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四川某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已付租赁费98000元;二、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即：一、确认原告四川某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前置协议》《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金某川露天煤矿开采项目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分包合同》已于2024年3月31日解除;四、驳回原告四川某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确认上诉人四川某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前置协议》《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金某川露天煤矿开采项目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土石方、残煤剥离开挖工程分包合同》无效;四、驳回上诉人四川某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及原审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
2006年，香港娱乐圈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这是2006年，香港娱乐圈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新郎官是当红歌星李克勤而新娘则是女星卢淑仪，两人举行了一场豪华且隆重的婚礼，婚礼上众星云集，连刘德华都做为伴郎出席了婚礼，李克勤在18岁时参加了业余歌唱比赛在获得冠军后进入了乐坛，他和卢淑仪在香港小姐选美比赛上相识，当时卢淑仪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了香港小姐冠军，而李克勤则是比赛的特邀演出嘉宾，缘分就是这么的神奇，两人在当时相识并且相恋，在经历了14年的爱情长跑后，在2006年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非常的恩爱，成为了娱乐圈一对模范夫妻，令人十分的羡慕#明星故事#港星#明星夫妻#娱乐圈#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