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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无人机狩猎成了群众关注的新焦点。“以往发生的无人机伤人案件大多属于过失行为,而利用无人机狩猎却不同,狩猎者是故意为之,甚至是有预谋、有组织地进行大批量狩猎。”湖南省江永县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部检察官彭志林向记者介绍。2025年6月,该院办结了一起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案。郑某等三人通过无人机投放飞镖,猎捕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豹猫1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小麂5只。经该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处郑某等三人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至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不等刑罚,并判令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记者采访发现,类似利用无人机狩猎的案件并非个例。2025年4月,湖南省益阳市一名养殖户报警,称其放养于后山的黑山羊被盗。警方经调查发现,有人利用热成像设备锁定目标后,操纵无人机空投长达80厘米的铁质“牙签箭”猎捕。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2025年10月中旬,山西省临县,一匹饲养两年多、价值1万多元的马在夜间遭人用无人机投放利箭射击,利箭直接命中马匹背部,致其当场死亡。养殖户报警后,当地警方介入调查。而最近引起网民热议的采用无人机坠箭技术对野猪进行大规模捕杀行为,让不少群众十分担忧:“无人机今天能轻而易举地射杀野猪,明天杀到人怎么办!”
“我们与公安机关进行业务交流时发现,利用无人机狩猎案件与传统狩猎案件相比,作案人群更为年轻化。在传统狩猎活动中,非法狩猎人员会根据动物体型大小、奔跑能力,提前布置捕猎夹、猎网来捕捉动物。而无人机属于高科技产品,利用它猎捕不仅要对无人机进行改装,还要在无人机上加装热成像仪、夜视仪、瞄准器、弹射器等,操作人员还需要具备专业驾驶技术。”四川省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部检察官黄明雪向记者介绍,“据调查,非法狩猎人员一般通过线上、线下组合方式购买改装无人机的工具,在电商平台上搜索所需配件的关键词便可以轻易买齐配件、找到能够组装的人员。此外,这种‘拼凑式’购买行为很难看出购买者意图,也难以判断其接下来的具体用途,给监管带来了困难,亟须有关部门共同研判,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举措。”
2024年1月1日,《暂行条例》正式施行。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梁告诉记者:“之所以称为《暂行条例》,是为给日后推动完善相关规定留有空间。《暂行条例》第14条规定,对已经取得适航许可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进行重大设计更改并拟将其用于飞行活动的,应当重新申请取得适航许可。对微型、轻型、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进行改装的,应当符合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说,改装无人机应当遵守改装后所属类别的管理规定。不过,这一规定较为笼统、宽泛,针对实践中新出现的犯罪行为,尤待更为细化的禁止性规定。”
“现有一些所谓的‘职业刷机人’通过技术手段,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中内置的禁飞区和限高设置等安全限制,使无人机能够在原本禁止飞行或有高度限制的区域自由飞行。无人机飞控系统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其内置的禁飞区、限高设置是为保障空域秩序,覆盖机场、军事管理区、城市核心区等关键区域。如果无人机在民航航道附近高空飞行,使客机处于需规避、改变航线的危险状态,可能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破解无人机厂商预设的限高程序,且该程序关联空管部门的电子监管系统,可能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李梁介绍,“2025年6月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将无人机‘黑飞’行为明确列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并予以处罚,填补了长期以来无人机‘黑飞’行为缺乏明确处罚依据的法律空白。‘黑飞’入法,明确法律责任,为公安机关执法提供了有力依据,将‘黑飞’行为与抢控驾驶装置、高空抛物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并列,构建起了‘违法—犯罪’梯度治理体系。”
“总体来看,现行法律在定性利用无人机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时,模糊地带并不多,将无人机理解为一种作案的手段、工具,大多数犯罪行为都能找到对应的罪名或罚则进行规制。例如,利用无人机猎杀野生动物的行为,可以根据具体情节认定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等。破解无人机后台禁飞区等安全设置的,可以根据具体情节认定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等。可见,真正的挑战并非‘无法可依’,而在侦查取证、法律适用等具体的执法司法层面。”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贾圣真表示。
“利用无人机实施的犯罪经常会出现‘人机分离’状态,换言之,就是在操作过程中,行为人和无人机是分开的,这给办案中的取证、固证工作带来一定挑战。”黄明雪向记者介绍,“以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为例,狩猎者往往躲在隐蔽位置,远程操纵无人机发出飞行轨迹遥控指令。这些指令属于电子数据,一旦被篡改、删除,恢复难度比较大。此外,在指控此类犯罪时,需要言词证据、物证、电子证据等形成完整证据链,来证明遥控飞行指令是由某一具体犯罪嫌疑人发出的,不仅给检察办案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侦查人员固定相关证据的技术能力要求也很高。”
此外,对于无人机空投的“牙签箭”等是否属于管制刀具,也存在一定争议。公安部印发的《管制刀具认定标准》给出了认定管制刀具的标准,比如具有三个刀刃的机械加工用三棱刮刀,刀尖角度小于60度、刀身长度超过150毫米的各类单刃、双刃和多刃刀具,都属于管制刀具。但黄明雪指出,目前市面上售卖的“牙签箭”种类众多、形态各异,很难严格依据标准作出判断,因此在销售环节若想严格按照管制刀具完成实名登记,很难做到。不过,从现实案例中看到,无人机弹射出来的“牙签箭”可瞬间击穿野猪躯体,可见杀伤力之大,对这种工具确实应该尽快进行源头管控,减少危险发生。
“在技术层面,要不断健全技术支撑体系,实现无人机全域覆盖监测,形成‘发现—识别—反制—溯源’完整闭环。比如,可以建立低空飞行电子围栏,通过设定‘虚拟围栏’边界来监控和管理飞行器的活动,以确保其在安全的空域内飞行,从而减少飞行事故的发生;在建立电子围栏的同时,可以构建统一的身份识别系统,从而实现有效监管和信息追溯;还可以建立空域信息共享平台、数据库等,实时发现低空飞行模式中的高风险场景,及时进行监管。”李梁说。
在行政监管和犯罪治理中,对于无人机坠落或撞击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主要聚焦于产品、主体两个要素进行监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无人机开始趋于数智化。数智无人机可以实施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和自动控制等行为,还可以与外界进行信息交互乃至彼此协同。这些特质带来了一系列重要变化,比如,无人机可实现自主决策,且具适应性特征,并能与卫星通信设备交互,未来如果出现无人机自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将会给执法和司法带来巨大挑战。此外,无人机可利用智联网络解除程序限制,进行“黑飞”“违飞”,违法从事数据收集和传输。如果过度收集数据,违法收集国家重要及核心数据,将会造成传输数据泄露,甚至数据违法跨境传输等风险。
在反思既有治理路径并探索新治理路径的过程中,需要以包容审慎理念为指导,给数智无人机必要的发展时间与试错空间。对无人机产业要进行科学引导,将风险降到最低,不可简单封杀或放任风险不管;对无人机进行有限度的监管,如明确并限缩无人机飞行许可范围,扩大飞行申请范围等;根据数智无人机的自主程度分类监管,对完全自主、半自主与智能辅助无人机分别实施强监管、中度监管和弱监管;要求无人机生产企业及使用人等提升安保技术,如设置电子围栏、远程识别、激光雷达探测、应急处置、障碍物感知和避让、飞行可控性参数设定等措施。当然,审慎包容治理并不排斥严厉打击利用无人机实施故意犯罪及违法跨境传输国家重要及核心数据等严重犯罪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