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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从1953年起，我国已编制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五年规划在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如何用一张蓝图把“以人民为中心”写进千家万户的日子？回顾70余年的实践，我们怎样透过这一模式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与专家学者的对话中，答案清晰。
张占斌：五年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中长期发展规划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基础薄弱，亟须一种系统性的发展计划来指导国家建设。1951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首次明确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设想，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启动准备工作。这一做法也是学习苏联经验，目的是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避免大规模建设的盲目性，使建设在正确计划指导下进行。1953年，中国编制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这一计划以重工业为核心，重点发展钢铁、煤炭、电力等基础产业，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从“一五”的156项重点工程到“十四五”的102项重大工程，路径屡调、方法不改，就是用中长期规划把愿景、路径、政策、项目、责任环环相扣，把方向性、制度性、操作性一次说清。
张冠梓：五年规划作为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研究编制、依法颁布和实施保障有一套严谨规范的流程。研究编制过程必须经过多方参与、科学论证，始终坚持开门编规划，注重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五年规划的编制是兼具“自上而下”统筹引领与“自下而上”多元参与的系统工程，通常分为前期调研、草案编制、征求意见、审议发布四个核心阶段。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政策制定，更是系统推动和科学度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机制，全程以制度化设计保障规划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具体来说，一是开展调查研究。开展不同形式的调查研究，是制定五年规划的优良传统和首要环节。调查研究要全面、深入，既有起草部门的调查研究，也有不同课题组的调查研究；既有普遍性的调查研究，也有专项性的调查研究；既有成绩和经验的调查研究，也有短板和不足的调查研究。任何调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唯有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才能确定未来重点要抓的工作和项目，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真正科学、可行、管用、有用的规划来。二是加强科学论证。制定五年规划，一般都要列出一系列重大课题，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深入研究。为编制“十五五”规划，有关部门从2024年就开始这项工作，并已取得成果。在形成规划初步方案之后，还需要对一些重大问题、重要政策、重大项目进行进一步科学论证。对于困难、棘手的问题，更要反复、严谨加以论证，听取不同专家的意见，设想各种不同的方案和结果，权衡利弊、形成共识。三是广泛听取意见。在“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时，除了各种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外，还在2020年8月开展了网上意见征求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101.8万条。四是坚持顶层设计。五年规划是总揽全局的战略部署，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如何，决定着规划的成败。顶层设计应该在更高层面上，把战略目标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把群众要求与国家大局结合起来，把各方利益与不同需求结合起来，充分体现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五年规划的战略指导作用。五是推进规划法治。发展规划关系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空间规划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包括很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法律问题。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发展规划，必须首先有法可依，严格依法办事。
比如，五年规划在指标设定上，始终把人民需求作为核心导向，体现“发展为了人民”的根本立场。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通过广泛调研、民意征集、座谈研讨等方式，将群众在住房、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诉求转化为规划内容。这种“从群众中来”的指标设计思路，使规划不仅凝聚群众智慧，也增强了社会认同与协同推进力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具有坚实的民意基础和参与广度。在成果衡量上，始终以“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核心标尺，践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规划评估重点关注乡村振兴、就业保障、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的实际进展，看重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权益保障。
张占斌：五年规划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量化为可感知、可考核、可问责的具体指标，形成“民生发展共享”递进链。以“十四五”规划为例，一是指标设置突出“人”的权重。把“民生福祉”放在五大类指标之首，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类占7项，城镇调查失业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全部列为约束性指标，用“国家账本”保证“民生票决”必须兑现；二是政策设计回应“人”的痛点。针对“一老一小”，新增普惠托育床位60万个、社区养老食堂10万个，针对“看病难”，规划布局国家医学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推动“县县有三级”；三是成果衡量引入“人”的感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每年开展“人民群众获得感”抽样调查，把“满意度”与“完成率”并列考核，未完成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项目即使数据达标也要“回炉”；四是共享机制确保“人”的公平。规划要求中央预算内投资6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重点支持中西部、东北、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通过“人随钱走”的转移支付，让发展落差变成共享增量。真正用一张蓝图把“以人民为中心”写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子。
张冠梓：经过多年发展和完善，我国已经形成了三级、三类的规划体系。三级即国家一级、省一级、地市一级，三类即国家规划、地方规划、专项规划。这样一个规划体系的形成，本身就是统筹衔接的表现和成果。编制“十五五”规划，要继续做好衔接协调工作，特别是注意“十五五”规划与“十四五”规划的衔接、地方规划与国家规划的衔接、各个地方规划相互之间的衔接、专项规划与国家规划及地方规划之间的衔接，既要反映市场需求和发展需要，又要体现各地特色、发挥比较优势，防止过多雷同和重复建设。
张占斌：五年规划之所以“硬核”，在于它把部门利益、地方博弈、市场分散预期整合进同一本账，形成“全国一盘棋”的资源动员体系。以脱贫攻坚为例，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与“十三五”规划同步部署，把“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列为约束性指标，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财政、金融、土地、交通、水利、教育、医疗等政策全部向832个贫困县“打捆”倾斜：5年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6601亿元；土地指标跨省交易39万亩，筹资1130亿元；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累计引入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元；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干部，把“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三维力量拧成一股绳。20162020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最终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这种“目标政策资金考核”闭环，把政策、项目、资金、人员整合到同一终端，真正做到了“握指成拳”，生动诠释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密码。
张占斌：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体现了中国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思考和顶层设计能力。五年规划通过“滚动迭代衔接”机制，把百年目标切成五年度量衡，确保重大战略“一张蓝图绘到底”。首先，目标分层：远景目标管方向，五年规划管指标，专项规划管项目，年度计划管资金，形成“远虚近实”的塔式结构；其次，评估纠偏：第三年国务院进行中期评估，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发现问题立即启动动态调整，既保持大方向不动摇，又允许战术纠偏。
张占斌：五年规划并非“铁板上钉钉子”，而是“航船上调帆舵”，其动态调整机制体现了中国治理的弹性与韧性。一是“年度监测﹢中期评估﹢总结评估”三位一体。每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第三年做中期评估，第五年做总结评估，对因技术路线变化、外部冲击或财力约束导致无法完成的目标，允许按程序调减或替换；二是“项目池﹢资金池”滚动管理。对建设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重大项目，可“退出一批、替换一批、增补一批”，确保有限资源投向最有边际收益的领域；三是“底线﹢红线”刚性约束。涉及民生、安全、环保的约束性指标原则上不调减，确需调整的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同步公开说明理由，防止“一调了之”；四是“应急机制”快速响应。2020年新冠疫情突袭，中央迅速把“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纳入“十四五”规划前期项目，当年就新增预算内投资456.6亿元，用于改造发热门诊、建设P3（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储备应急物资，实现“规划跟着需求走”。这种“大方向不变、小目标可调、底线指标不碰”的弹性治理，既避免了“规划赶不上变化”导致的资源错配，又防止了“一改就乱”带来的预期紊乱，使中国在百年变局中始终保持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
张冠梓：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五年规划构建的动态调整机制所反映的治理弹性，核心是“守正创新、稳中求进”的辩证统一，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持续稳健推进的重要方法论。“守正”是根本，规划始终锚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共同富裕等长期战略方向，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不因短期波动而偏离轨道。“创新”是活力，规划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需求升级，及时优化政策工具与资源配置，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保持时代适应性与发展主动性。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理模式，系统而有序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从宏伟愿景扎实迈向现实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