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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检察机关高质效依法履职惩治家庭暴力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关工作情况，并发布一批依法惩治家暴犯罪典型案例。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全国妇联副主席葛晓燕介绍，随着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检察机关依据刑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规定精神，将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关系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关系，并将家庭成员身体伤害以外的精神虐待认定为家庭暴力行为，对受害者的保护更加立体全面。
冯孟莉说，值得关注的是，刑法中的“虐待罪”的适用，仅仅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落实到恋人层面，这层不存在于纸面的“婚姻”关系，就常常成为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当亲密关系中出现控制、威胁甚至暴力时，一句“你们没领证，不算家庭成员”，可能就轻易地将受害者推向求助无门的境地，也让一些施害者得以逍遥法外。将婚前稳定的同居关系纳入反家暴法的保护范围，既是9年前反家庭暴力法的明确规定，也是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坚守的司法政策。
冯孟莉说，传统上，“家庭成员”容易局限于持有结婚证的夫妻、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等。本案则旗帜鲜明地指出，认定家庭成员的核心在于是否存在“共同生活的实质”。检察官在案件审查中重点核实了双方同居的稳定性、经济上的交织、社会关系的公开性以及组建家庭的合意。马某某与苗某的关系，具备了家庭特有的亲密性、稳定性、互助性和一定范围的封闭性。在这种关系中，同样会产生一方对另一方在人身、精神上的依附与控制，其侵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婚姻内虐待无异。
沈腾介绍，认定标准是行为具有持续性，且足以对受害者的精神和心理造成实质性伤害，并影响其正常生活。常见表现形式包括长期辱骂、贬损人格、持续威胁恐吓、限制人身或社交自由、精神操控等。比如“牟林翰案”中，在陈某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不断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进程中，牟某反复实施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行为是制造陈某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提升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这种持续的精神摧残就被法院认定为构成虐待的精神虐待行为。
冯孟莉建议，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遭受家庭暴力的时候，应固定好录音录像和相关病历等证据，并及时向妇联和民政部门进行求助。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有强大的心理，“很多时候，特别是肢体暴力情况下，被施暴者一看到施暴者的第一反应就是特别恐惧、恐慌，首先在心理上，就自动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非常弱势的地位。那么对于这种精神操控，会让施暴行为更加过分和明显，因此，对于被施暴者或受害者而言，一定要积极的进行相关的心理干预，并进行一些心理救助，最高检也明确，对取证困难的严重家暴案件，将主动推动自诉转公诉，降低维权门槛。”
